12月1日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全面预防,积极治疗,消除歧视”。在押人员中的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是个特殊群体,做好他们的服务管理工作,是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对艾滋病在押人员这个特殊群体人格上尊重、感情上亲近、生活上关心、权益上保障、心理上疏导,使他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
“2010年东莞市监狱和看守所共有艾滋病在押人员87人次,今年以来共有43人次。”11月24日,广东省东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吴忠强说,对于艾滋病在押人员,监所检察官在理念上予以善待和尊重,在工作方法上予以照顾和关爱。
吴忠强介绍,艾滋病在押人员对其病情十分恐惧,大多抱有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严重影响看守所、监狱的管理秩序和患者本人的改造。为此,东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特地联系当地较好的医院,请专家为艾滋病在押人员会诊,控制好他们的病情。
李某入监时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东莞监狱艾滋病患者医疗组对其建立了健康档案,定期巡查问诊,并根据规定给予免费用药治疗,定期补充氨基酸、维生素等,提高其免疫力。但李某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监狱艾滋病患者医疗组经会诊决定下达病危通知书,并通知监所检察官。
检察官收到报告后,及时到监狱医院看望李某,并积极与东莞监狱商量调整救治方案,最后一致决定迅速邀请省内一流专家给李某诊治。专家经过详细检查,果断调整了治疗方案,不久李某的病情开始好转。
为消除艾滋病在押人员的恐惧心理,东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官与监管场所干警一起,每半年邀请国内一流专家,给他们讲授一次艾滋病药物研制、临床治疗的最新成果及发展方向等。课后,监所检察官向他们宣传艾滋病防病救治、就医安全、国家政策等信息,增强艾滋病在押人员与病魔作战的信念。目前,多数艾滋病在押人员恐惧心理逐步消除,希望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
“东莞监狱建立了艾滋病患者专管区域,并在饮食、医疗方面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但有些艾滋病在押人员反复申诉,想利用其‘特殊身份’假释或减刑。为此,驻监检察官优先办理艾滋病在押人员的申诉,对合理的诉求积极帮助解决,对无理申诉的耐心劝导和教育。”东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副科长徐海文说。
艾滋病毒携带者张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和他假释未执行的刑罚数罪并罚,被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今年10月,张某想利用其“特殊身份”减刑,就以量刑过重等为由申诉,控告曾被办案部门刑讯逼供。
接案后,驻监检察官立即书面审查了其申诉理由和刑事判决书,并到监区与张某面谈,了解到张某申诉的真正目的后,向他宣读了刑事申诉的有关规定,并对申诉受理的条件进行了解释。检察官告诉他监管方和驻监检察官对艾滋病在押人员会给予特殊的关爱和帮助,绝不会歧视他们。同时检察官还提醒他作为一名服刑人员,不能寄希望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闹”的方式获得减刑,只能靠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改造获得减刑的机会。
经过检察官的耐心劝导,张某表示服从判决,好好改造,并说:“人家把我当正常人看待,咱自己不能歧视自己。”
遭受歧视是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心结之一,对此监所检察官建议监管场所对艾滋病在押人员实行劳动自愿制度,并安排参加劳动的病犯与健康在押人员一起劳动,同时鼓励健康在押人员与艾滋病在押人员握手,近距离交谈,让艾滋病在押人员感受到自己过着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缺乏亲情关怀和遭遇人情冷漠,也让艾滋病在押人员感到迷茫、失落,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年仅30岁的龚某入监后被告知患有艾滋病,很快从一个“服从管教、表现良好”的在押人员转变成一个“情绪低落、消极怠工”的难管人员。
监所检察官了解到龚某的家属知道他患有艾滋病后,两年来未与他联系过,也不寄钱给他,就找龚某谈话,倾听其由于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不幸遭遇,讲述病人战胜病魔的故事,激发他与艾滋病抗争的毅力;鼓励他报考职业技能考试,帮其树立生活信心。同时,检察官还多次通过电话做龚某家属的思想工作,使龚某重新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我们对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关爱将延伸到高墙之外,对刑满释放的艾滋病患者也及时伸出援手。”据徐海文介绍,一直以来,东莞市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官坚持每年至少与保外就医的艾滋病患者见面两次,了解其身体、生活、工作状况及续保情况。
11月18日,笔者在河南省郑州监狱见到了感人一幕:艾滋病服刑人员张华(化名)在检察室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便急忙走上前去,抱着儿子痛哭起来。等母亲平静后,儿子向张华诉说了检察官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张华再次留下泪水。随后,经监狱领导批准,张华和儿子一起在监区外散步谈心,落日的余晖照在他们身上,地上映出长长的影子,彼此相依,无限温馨。
现年39岁的张华几年前查出患有艾滋病,丈夫便离开了她们母子,张华独自带着孩子苦苦地支撑着过日子。今年8月,张华因盗窃罪被新密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送到郑州监狱服刑。“在外面时遭遇冷眼,尝尽艰辛,但我都挺过来了,因为还有儿子,他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母子分离,没有了心灵依靠,死的心都有了。”初入狱时,张华万念俱灰,抵触情绪强烈,经常寻死觅活。
新密市检察院驻狱检察官贾宝萍了解情况后,在驻狱检察室会见了张华。张华向贾宝萍敞开了心扉:“我现在最想念、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知他以后将如何生活。”贾宝萍说:“都是为人父母的,你在这里安心改造,你儿子我们一定安顿好。”张华不相信地看着贾宝萍,默默地回到了监室。
第二天贾宝萍奔赴张华家,见到了张华13岁的儿子,并和新密市民政局联系,协调把张华的儿子送到一家寄宿制中学,免收一切费用。随后,贾宝萍又向新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炳坤汇报了张华的情况,并组织干警给张华的儿子捐款1.78万元,作为张华儿子的日常生活费用。
十几年的驻狱生涯,贾宝萍看惯了人生百态。据贾宝萍介绍,目前郑州监狱关押着11名艾滋病犯。监狱采取的措施是,在入狱前体检出服刑人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尚没有并发症的,服刑期间并不告知其感染艾滋病,和一般犯人一起关押,但监狱会出资对其进行治疗;有并发症的则保外就医,如果家属不愿管,监狱仍对其进行治疗。一名在押人员患艾滋病保外就医,回家不到3天就拿着家里的情况说明回到监狱,证明如果自己死亡请监狱自行处理,家属不再来监狱善后。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艾滋病患者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勇气,变得自暴自弃。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治疗,更需要社会的关心爱护,亲情的温暖,以此矫正他们失衡的心灵,消除其反社会心理。”贾宝萍说,“我们要尽力为他们营造这种温馨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关爱,体会到温暖,避免在迷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经新密市检察院协调,目前郑州监狱专门为张华母子开通了会见绿色通道,无论是母亲想见儿子,还是儿子想见母亲,监狱可随时安排会见。
“我本来是到济南打工的,没想到犯了法,这辈子没有什么希望了。”服刑人员李函(化名)今年只有19岁,瘦瘦的脸上带着一些稚气,悔恨中透露着几分绝望。11月21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王晓敬给记者描述了她第一次提审李函时的情景。
今年7月的一天,李函帮朋友望风盗窃了1200余元。案情非常简单,但王晓敬却没有简单地审查起诉结案,因为她了解到,李函因为吸毒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你还年轻,不能再吸毒了,把毒戒了,坚持吃药,坚持治疗,病情就可以慢慢控制住。”每次提审李函时,王晓敬都反复嘱咐,鼓励他振作精神,戒掉毒瘾。
王晓敬审查案卷后认为,李函在案发后将分得的600元涉案赃款已经退还了被害人,表现出积极的认罪态度。如果能缩短诉讼过程,就可以使李函少遭罪,心灵少受伤害,便于其尽快戒毒治疗。根据案情和有关法律规定,天桥区检察院提出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的检察建议。8月15日,天桥区法院判处李函有期徒刑七个月,羁押日折抵刑期后,李函还需要在看守所服刑五个半月。
考虑到李函初中毕业后便出来打工,可能不熟悉国家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相关政策,王晓敬专门搜集了相关资料送给李函,将国家“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及可以寻求帮助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一一告诉了他。
“以前虽然没想到要犯法,但觉得身体已经这样了,就混日子吧。王姐把这些告诉我后,我觉得自己没有被遗忘,还有很多人在关心我。”在王晓敬的不断鼓励下,李函心情好了,树立了戒毒康复的信心,人也精神了,看上去阳光了很多。
目前,李函正在济南市看守所的育仁医院边服刑边接受治疗。谈到今后的打算,李函说:“王姐说我还小,身体条件好,把病控制住,以后还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我染上这种病,检察官不嫌弃我,还为我做了这么多,感觉她就像我的亲姐姐。我一定会好好改造,积极配合治疗,出去后开始新的人生。”李函眼睛里流露出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赵培林告诉记者,近年来,该院先后办理了3起艾滋病人的犯罪案件,涉案的4人都是80后,平均年龄只有26.5岁。赵培林说,低龄化的艾滋病人犯罪让人堪忧,相关部门应当把预防的节点提前、提前、再提前,从源头上加以预防。根据该院检察长韩清的要求,公诉科已经整理分析此类案件,并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部门加大对青年群体的“防艾”力度,陆续开展关爱艾滋病病人活动,为防治艾滋病贡献一份力量。
“谁是孔玉清?我来了,有什么事找我?”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孔玉清第一次提审艾滋病嫌疑人王某时,王某一脸不耐烦地问。
“孔姐姐,很久没人把我当人了……需要我做什么,请尽管说,我随传随到,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想把事情尽早了结了。”20余天后孔玉清再次提审王某时,王某的态度完全变化了。
短短时间内,王某为何有这样大的转变?孔玉清的回答是:“真心帮助。”
今年6月,孔玉清承办了王某运输毒品案件。王某因吸毒感染了艾滋病,目前正处于AIDS并机会性感染◇期(已出现并发症),危险性极高,靠运输毒品养活自己。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她利用司法机关无法对其收押监管的“特殊身份”,在变更强制措施期间又多次实施毒品犯罪,主观恶性深,无悔罪表现,成了侦查机关的“烫手山芋”。
8月30日,孔玉清第一次将王某传唤到检察院讯问。面对王某的傲慢,孔玉清没有生气,笑着说:“是我,是我,你的案子已经到我们检察院了,今天请你来,主要是和你核实一下问题,没别的事,请配合一下我的工作。你大老远的来到这里,一定很辛苦,先休息一下。”随后孔玉清倒了杯水递给王某,但王某并不领情,撅着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孔玉清请王某先阅读一下《犯罪嫌疑人权利与义务告知卡》的内容,王某看都没看一眼,说道:“我都知道了,不需要看,你也别问了,我被抓后已经说清楚了,你看着办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有病,正发着烧呢,肝不好,肺也不好。”王某强烈的抵触情绪并没有吓退孔玉清,她用坚定且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王某:“我知道你有病,也知道你的病很严重,但世上有这种病的人不只你一个,有这种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暴自弃,逃避现实,成为社会的累赘。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你都有权行使,不能因为有这种病就蔑视一切,也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听了孔玉清的话,王某愣了一下,态度缓和了些,开始回答问题。
讯问结束后,孔玉清开车将王某送到车站,王某临上公共汽车时说了一句:“孔检察官,太麻烦你了。”后来,孔玉清再次传唤了王某。与第一次见到时情况不同,王某瘦小的身体更加羸弱,但是态度好了很多。当孔玉清知道她正发高烧时关切地说:“你生病了可以告诉我,实在不行可以缓几天再来。”王某听后泪流满面地说:“孔姐姐,很久没人把我当人看了,自从我得了病,父母也不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了。感谢你关心我……”
在王某的积极配合下,案件很快审查完毕并起诉到法院。同时,为了鼓励王某勇敢地面对疾病,孔玉清隔三岔五地给她打电话,还给王某父母打电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善待王某。孔玉清的真情终于感动了王某的父母。不久前王某高兴地打电话告诉她:“姐姐,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孔玉清听后感到十分欣慰。
孔玉清对记者说,除了王某的案件,今年她办理的艾滋病携带者的案件已超过5件。通过办案,她感觉到由于人们的歧视,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作为一个执法者,有义务帮助他们排除心理压力,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疾病、面对生活。
11月18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11—2015年)》。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更加主动有力的措施,打好防艾攻坚战。在防艾方面,非政府组织(NGO)有哪些作为?11月2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张彤。
张彤介绍说,2006年3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了不歧视的原则,包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就业、结婚等权利的认可,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了医院尤其是综合性医院对感染者在医院治疗其他疾病不能推搪拒绝;规定了政府财政对一些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参与艾滋病防治资金上的支持。张彤认为,NGO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应该给予其更明确、更具体的支持。
NGO是指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又称民间组织。有资料显示,目前在农村或者城市社区的一些参与艾滋病防治行动的NGO中,一些志愿者本身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自发地成立组织,实际上是一种自救行为。同时,活跃在我国抗艾一线的还有政府主导的NGO,如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妇联等机构,其特点是与政府联系紧密,甚至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
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实践证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该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防治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长期在防治艾滋病一线工作的专家,张彤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由于艾滋病患者可以存活30年甚至更长时间,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会出现普通人的疾病,诸如心脏病、肿瘤等,在外科、眼科、口腔科等就诊的机会也明显增加,但是目前诸如手术等多学科平台尚不完善,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使病人和医生陷入尴尬境地。“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相关立法的支持。”张彤强调。
